请爱我，
作者：戴老板
数据支持：远川研究
年，戊戌年，炎暑，炽盛，焦灼，这是不平凡的一年。
01
前郭镇十六寨村的风水先生郑福贵，今年自从腿脚有点儿不利索了之后，就总是在发愁这么一件事：自己万一活到90岁，该咋办？
我第一次见到郑福贵的时候，他正在镇上帮我朋友的公司看风水。那会儿他穿一身淘宝买来的唐装和布鞋，擎着一把枣木做成的鲁班尺，装模作样地在院子里量来量去，一脸高深莫测，没多久便向在一旁搓手的朋友下达神秘指示：院子东北角是后鬼门，不能建厕所，要拆了改到西北角。
老郑今年68岁，花白短发，满脸皱纹，眼珠子骨碌着精明。他年轻时干过生产队长，包干到户后搞了二十多年蔬菜大棚，这些年不怎么下地干活了，却靠看风水挣了不少钱。在当地，他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个模样端庄的中年妇女，脑门正中有颗红痣，对此老郑评价道：“人家长得像观音，挣钱挣老鼻子了。”
今年五月我回老家，听说他摔伤了腿，就约了朋友去看他。在县城通往十六寨的路上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手机那头很嘈杂，老郑说自己正在隔壁村给一栋小楼的封顶仪式“唱词”，让我们到了稍等。在他家门口还没抽完半根烟，他就骑个破电动车回来了，穿了一身耐磨发旧的迷彩军服，像个建筑工人。
老郑的腿没什么大碍，但走路还是有点跛。他硬拉着我们参观他家的六间大房，并阐述家里摆设的讲究，严肃程度不亚于国博的讲解员。在他堆满物件的堂屋里，我看到了一本翻烂的《实用易经预测方法》，一本稍微新一点儿的《建筑风水大全》，这里是整个前郭镇风水学的理论制高点。
诺大的房子，家具虽然不少，却总感觉冷清。去年初春的时候，结婚四十多年的老伴脑血栓去世了，家里瞬间没了生气，老郑的一对子女，也不在跟前：女儿远嫁新疆，偶尔寄点儿生活费；儿子在北京打拼，有个上小学的孙子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，平均半个月打一次电话。
我们出去买了些羊杂碎和猪头肉，中午跟老郑喝起酒来。几杯牛栏山下肚之后，他脖子通红，话开始多了。
老郑的腿是上平房屋顶收拾地瓜干时，不小心掉下来摔伤的，腿上打了好几根钢钉。儿子回家把他接到北京，媳妇脸色难看，而且认为老郑搞风水是封建迷信，害怕带坏孙子，平时不让孩子跟他玩。在儿子一家拥挤的小三居里住了大半个月后，老郑彻底待不住了，死活要回老家。
儿媳鄙夷的风水生意，其实传自祖上。郑福贵的父亲和祖父都曾以风水为副业，即便在“破四旧”轰轰烈烈的60年代，他爹也常被村民偷偷请过去，给修宅、上梁、迁坟出主意。而郑家自家的祖坟风水绝佳，似乎给郑家带来了长寿基因，“老爹活了九十，老娘活了九十二，爷爷活了九十八！”
不过，他眼神旋即又黯淡下来：“现在都快成累赘了，我要是也活到90岁，可怎么办哩？”
老郑并不是没攒下养老钱。年，儿子被疯涨的北京房价吓慌了，连夜去环京的廊坊定了套房，首付缺30万，于是深夜打电话过来，支吾了半天，老郑只好咬牙，赞助了自己大部分棺材本。儿子本想等廊坊房价涨一倍，把五环外小三居换成市区学区房，可惜天算不如人算，现在跌了30%都不止。
去北京跟儿子一家住，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遥远又昂贵的梦。儿媳妇是外省独女，父母也快70了，每年都要在北京住两三个月看病。小两口买的这两套房时，已经消耗了老郑和亲家大半生的积蓄，养老钱没剩多少了，而儿子两口子一个月两万多的收入，扣去房贷教育日常消费，基本上所剩无几。
在烟味和酒气的环绕中，听老郑用方言诉说这些家事，我感觉到一阵恍惚：一个农村的底层家庭，辛勤劳动走出贫困，培养出两个大学生，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无数个故事之一，而如今，他们年轻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担着压力，而老去的一代，则在乡村里忍受着孤独。
村里年轻姑娘少，但五六十岁的寡妇却很多，她们的男人多半死于酗酒、车祸、工地、重病等，因此儿女们一直催老郑去相一个老伴。对此老郑先是摇头，又叹口气，说可能还真得趁自己还没大病，找一个能相互照顾的人，省得去城市麻烦孩子们，这可能也是儿女们的初衷吧。
我跟朋友听了后一阵难受，我们干了杯中的酒，匆匆地扒了几口老郑给我们煮的面条，就起身告辞。老郑挣扎着坐起来，让我跟他去里屋。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叠黄纸，抽出一张，平铺在炕上，写了一张道符，又小心地用报纸包起来，递给我，让我放到办公室里，能旺财运。
我满怀感激地接过来，再三道谢。他这间乱糟糟的里屋里，堆满了乱叠的衣服，充斥着一股难闻的气味，在炕头的小桌上，放着他跟老伴的合影。
02
8月份的一天，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，问我索要一个银行卡号，要给我打钱。我正想挂掉，她又补充了一句：我是高群先老婆，他上个月死了。
心里咯噔一下，我愣了十几秒钟。高群先是一名大货司机，跟我认识五六年，我曾送过他一台空调，他总说那时借款，等手头宽裕后会还我。于是我连忙问怎么回事，对面的女人嗓音沙哑而平静，告诉我她丈夫是在跑车途中，在高速的休息区猝死的，“找到的时候人早就走了，没遭什么罪。”
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吃力地回想高群先的模样：陕西人，40多岁，胡子拉碴，黝黑健壮。他个头只有一米六，这个身高在北方省份没啥生理优势，甚至只有他驾驶的车头一半高，可一旦摸到方向盘，50多吨的大货在他的手里灵活如飞，他开车时环顾左右的严肃样子，宛如一个将军。
年，我去鄂尔多斯调研，想顺道去西边的一个矿瞧瞧，当地公司帮我找了辆去那边送货的福田欧马可，司机就是高群先。我们吃过晚饭出发，本打算午夜前赶到，没想到在一段荒凉的国道上被拦下来，路边围上来十几个人，都带着口罩和安全帽，拎着一米多长的棍子。老高紧张地说：截道的。
我掏出手机报警，被拉开车门拖了下去，肚子上挨了两脚，他赶紧跑下来护住我，说这是搭车的，不懂规矩。对方转而问车上拉的是啥，老高说都是塑料件，几个人看过货后，估计觉得不好销赃，就说给钱吧。我俩哆嗦着凑了两千五，对方拿了钱后摆摆手，一群人迅速消失在夜色中。
我那会儿刚毕业没多久，没经过事儿，觉得老高应该锁住车门加速闯过去。他边开车边跟我解释，对方在路上拖了一条像铁链子的东西，那叫爆胎器，硬闯根本不行。而且这事儿只能事后报警，现场报警没啥用，车窗没几分钟就能被砸开，警察来了估计头就被打成血葫芦了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我那点儿浅薄和无知的社会经验，让我看起来像个傻逼。
这种共患难的经历，会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第二天我跟矿务公司的领导聊完后，又搭他的车回鄂尔多斯，一路上在满地瓜子皮的驾驶室里天南海北瞎扯。年，老高把欧马可换成了载重几十吨的汕德卡，跑起了宝鸡到上海的专线，这让我们每年都能聚上一两次。
老高跑的专线，走宁洛和连霍高速，每次都要接近20多个小时。在抵达浦东川沙的物流园后，他会趁着工人卸货的功夫在货场的通铺上蒙头大睡。有时候回程货要等两天，便找我吃饭。我们通常约在川沙的一个重庆鸡公煲里，听他讲跑长途的各种见闻，也听他抱怨路政、运费、罚款和偷油。
但那会儿大货跑长途还能挣到钱。老高的汕德卡是贷款买来，车头有他两个高，每月还多，扣去贷款油费轮胎修车，他一年能进账10万多块。像他这样的卡车司机，中国有三千万名，他们跟老高一样，没日没夜地穿梭在各种高速、国道、省道上，维持着中国庞大经济系统的运转。
年8月份，我当时心情不好，恰巧要去西安开会，就索性跟着他的回程车过去，权当散心。那一路上，切实体会到了大货司机的辛苦。当时天气炎热，驻车休息时，车里温度足足有35°，只有个小电扇能用。我后来在网上订了一个多的驻车空调，让当地经销店给他装上，老高推辞一番才收下。
去年以来，老高的日子慢慢开始不好过了。这一年，北方的大量企业因为环保和限产的问题被取缔和关停，能拉的货源越来越少，有时候拼好久才能凑足一车货。到了今年，老高发现运费行情越来越差，以前跑一趟还能赚个一两千，现在扣掉各项费用后，反而经常要亏好几千。
从那时起，老高就嚷嚷着卖车转行，更不能让儿子入坑。不过老高的儿子比初中学历的他多读了3年书，高中毕业后在西安送快递，挣得也是辛苦钱。
老高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是，年以来，无数资本涌入货运行业，试图培养出一个“货车版滴滴”。到了年底，两家最大的选手货车帮和运满满合并，似乎在重复滴滴合并快的形成垄断的故事。而大货司机们面对资本和互联网的入侵，毫无抵抗能力，眼睁睁地看着运价被一杀再杀。
作为一名投资者，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客观，但目睹高群先的苦不堪言，让我的情绪不由自主地站在他这边。在中国，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任何一个细分行业的变动，都会牵扯到数千万的家庭。变化无常的政策和试图颠覆的资本，或许能提升产业效率，但被牺牲掉的一定是底层的司机们。
几个月前，他跟我说由于挣不到钱，不跑陕西到上海的专线了，改跑绿通。绿通车是指那些运输蔬菜水果农产品，走高速公路绿色通道的货车。由于货物保鲜期短，中途货主电话不停地催，上千公里的路也得拼着命赶，货源虽然有保障，但更累更辛苦，基本上是在拿命挣钱。
在跑一次长达公里的绿通时，高群先猝死在高速公路休息区，扔下了老婆和儿子。
高群先的死让当地司机朋友痛惜，他们帮着一起料理后事，那辆明黄色的汕德卡，也以一个不错的价格卖掉。在拿到卖车的现金后，他的妻子拨通了我的电话，说要还我空调的钱。我婉拒了她，并打算去陕西看望。后来犹豫了一番，把往返的机票，折算成现金，凑了个整数，给她打了过去。
在打钱的时候，我翻出老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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